刘博兼本还想说点什么，少年却没顾得上这么多——他一天没吃饭，眼睛都快饿得发绿了，接过托盘道了谢便开始狼吞虎咽起来。他吃得急，被噎得直打嗝，这幅样子把刘博兼逗乐了。来莫斯科的公费生，大多都是些学者、教授，养尊处优惯了，见了外国人的食物没一个不唉声叹气的——像少年这样不挑食的人，他是第一个见。
“小同志，”他笑着把自己那份也推了过去，“慢点吃，不够还有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是哪里人，多大了？”
伍秀泉放下碗，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又红了脸。“……我叫伍秀泉，是湖北武昌人，”他低头，扯了扯自己打了补子的短大衣下摆，“今年十七。”
“哦——那你和我幺弟年纪相仿，”刘博兼看到少年嘴角还沾着一圈红菜汤的印子，从西装口袋里摸出一张手帕，递给他，又指了指自己的嘴角，“独自出这样的远门，很不容易。”
伍秀泉耳朵通红地接过洗得干净的手帕。对面刘博兼的目光温润、明亮、充满希冀，并没有取笑他的意思，多少打消了这只离巢的稚鸟初到陌生国度时残存的不安。紧绷了一天的神经放松下来，于是，在散步回宿舍的路上，伍秀泉又与他聊起自己在武汉时与反动警察周旋，上街张贴标语、散发进步传单的事。
刘博兼弯着眼笑，一只手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看不出来——我们秀泉同志，小小年纪，有勇有谋啊！”
刘博兼恰比他高一个头，骨节分明的大手搭在他的肩膀上，宽厚而和缓。伍秀泉感觉自己的脸又开始烫起来了。
天色渐暗。沃尔洪卡大街上，下了班的人们排着令人沮丧的长队挤上电车，像鱼群一样沿着灰紫色的天际线远去；一些粗布衣服上沾满机油的工人正坐在沿路的石阶上醉醺醺地聊天，或者揣着他们的铁皮酒壶对路过的女人吹口哨。刘博兼轻轻扯了一下他的袖角，示意伍秀泉走得离自己更近些，让他们不至于被人群挤散。
刘博兼在聊他在比利时和巴黎时，在工厂里做工的经历：“旅法共产主义小组”，“占领里昂大学”，然后又聊二十五日起义。
他的语气清朗、沉稳而平和，而莫斯科的温度并没有升高。但伍秀泉站在一旁听着他的声音，感到有什么东西在胸腔中剧烈地鼓动起来——除了无产阶级思想、布尔什维克和改造满目疮痍的旧世界之外，一种少不更事的赤色脉搏，自他青涩的脸颊一路奔袭，直烧进年轻的心脏里。
2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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