首长的嘴角微微抿起一个弧度：“嗯，还是个细伢呢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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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二五年深秋。海参崴。
近黄昏了，彼得大帝湾漆黑的海水已经镀上了一层浅金。黯淡的天幕下，一辆运煤的列车正载着一百多号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，缓缓驶出海参崴，沿着西伯利亚铁路朝“红都”莫斯科进发。
远东的寒冷已沁骨入髓，车厢里有人不断地抱着木柴添进火炉。在三层光秃秃硬邦邦的木板床边，有一个清俊少年坐在角落，拢了拢身上并不合身的旧短大衣。列车员送来面包、黄油和方糖，同行者见状纷纷撇嘴，感到难以下咽；角落的那个少年却只一笑，起身将黄油和糖都放进碗里，用开水一冲，顿时甜香四溢。他抱起汤碗、就着面包，大口大口吃起来。
车窗外，挂满冰雪的针叶林不断向后退去，接着是荒凉的西伯利亚大草原和远方黑恫恫的群山。第一次踏出家门的少年把脸贴紧玻璃，好奇地打量着外头的一切：白雪覆盖的斑驳牧场、质朴的俄罗斯村庄与燃起的点点炊烟……与沔水边的武昌城相比，这是个完全不同的新世界。他怀揣着这种兴奋，连运煤车上恶劣的环境也显得不那么难熬了。
列车开了近一周，最后，在诸圣节当日的清晨抵达了莫斯科库尔斯克站。
拎着一个薄薄的旧皮箱，少年难掩激动地跳下火车，深深吸了一口北国寒冷凌烈的空气。
那是时年十七岁的伍秀泉。
办理完入学手续的下午，有一批先行留苏的同志前来慰问。伍秀泉是这一批留学生中年纪最轻的，个头也小，此时在这几十号人的房间里被挤到了边缘，只得贴着墙根站立。他努力踮起脚，越过攒动的人头和肩膀，总算看见了来慰问的同志。为首的那位站在众人中央，年纪三十左右、英俊得恰到好处。他浅灰色的法兰绒衬衫外套着一件深色毛衣，柔和热忱的笑容笼罩在暖黄的阳光下，格外亲切。
“同学们，或者，我应该说——达瓦里希，欢迎来到莫斯科！我叫刘博兼，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就读，也是现在的中共‘旅莫支部’书记。”他一开口，嘈杂喧闹的众人便都安静了下来，“如果大家在学习上、生活上遇到任何问题，随时可以来找我解决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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