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这你别问我，”护士扭头看向走廊两侧躺着的伤兵，他们正在因为痛苦和缺医少药而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哀嚎，“但不少。”
一种令人恐惧的可能性涌上他的心头，抖着手，他写下最后一行字：
请帮我联系一位叫刘博兼的书记。
护士只是扫了一眼字条，叹了口气：“我尽量吧，外头的事，不好说。咱这边的通信站都被破坏了，白军凶得很呐……”
青年在长汀度日如年地等待了一个月，每天趴在窗口，望着院中茂密的香樟树等消息。然而偶尔传来的音讯全是坏的：上海的某个地下党叛变了，许多同志被捕了；日本人的关东军打进了沈阳，连铁路也被他们占了；闽西一个月肃了好几千个“反革命”，和自己一同从苏联回来的人被活埋了……年轻人夜里偷着流泪，白天却得咬着牙，一边照顾别的伤员，一边硬撑。他还没等到刘博兼的消息，一点也没有。
他左腮上那道贯穿牙龈和耳后的伤口渐渐长拢了，纱布被拆了下来，露出深褐色的血痂。沿着疤长了些粉红色的新肉出来，有些痒，他总忍不住去挠它。一周前，医院的院长傅涟漳医生听说他刚从莫斯科回来，硬要拉着他去给群众和士兵们演讲。年轻人讲着讲着，因为讲得太激动，流着脓的伤口又被撕裂了，被重新缝了几针，挨了护士一顿训。
长汀是闽区后方一座依着汀水修建的平静小城，乡亲们都是一贫如洗但质朴的农民，常带着他们本就不富裕的口粮来补贴这些伤兵。但就这样也吃不饱，或者干脆没什么吃的。一些受了重伤的人白天喊着饿，半夜就死了。青年要好一些，他年轻，健康，靠乐观主义精神和等着某封来信的希望，竟然扛过来了。
九月尾的一个下午，他照例在走廊里照顾那些新来的伤员。胖护士长从外面回来，从怀里掏出一张被揣得皱巴巴的纸递给他。
“天天送来这么多人，走廊里都要躺不下了都——”她气喘吁吁地抱怨，然后转头便看见这个一向开朗的年轻人脸上竟淌下了两行泪水。
“哎哟，怎么了，小伍，”她说，“怎么还哭上了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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